2020届高考生,没有一个人不慌_齐澜
原标题:2020届高考生,没有一个人不慌 本文首发于Vista看天下杂志482期,原文标题《三万名武汉高三学生的突围》,王霜霜/文,沈佳音/编辑 3月7日,是武汉封城的第45天,距离高考还有92天。 这天上午9点,武汉高三学生齐澜拿起笔开始考试,这场考的是语文。考场只有她一个人,考点位于武汉软件学院——新冠肺炎患者隔离观察点。元宵节的前一天,齐澜检查出感染了新冠肺炎,被送入方舱医院治疗,出院后,被送到这里隔离观察。试卷提前10分钟传到了网上,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帮她打印了出来。 开考一个半小时,齐澜收到通知,让她下楼排队检查身体。她从六楼跑到一楼,等她再爬上来时,考试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。她作文没写就交卷了。那天的作文题是关于新冠肺炎的。 20多公里外,诚子也在家中开始答卷。她的椅子背后就是一张床,妈妈坐在床上,担任监考老师。这大概是诚子经历过的考风最严的一次考试,“直接给我盯失忆了”,诚子吐槽,但妈妈却对这个差事表现得很积极,因为她好久没上班了,呆在家里“快发霉了”。 这是武汉市举行的一次全市的高三网上模拟考,3万余名考生参加了这次考试。按照惯例,每年二月,武汉都会统一进行高三年级的“二月调考”。“二月调考”对高三学生有较强的参照意义,是对考生前一阶段复习的重要检测。由于疫情,今年的“二月调考”一再延迟,直到3月才在网上举行。此前,武汉的高三学生都居家复习,上网课,考试也全凭自助。 暂住住在武汉江夏区的韩松也是一名高三学生,但她没有参加这次考试,因为她是湖北黄石人,不是武汉人。 她是一名美术生,年前来武汉的一家画室集训,封城后,独自被困在城中。2月2日凌晨,她接到爸爸发来的微信,外公去世了,是胃癌。她大哭了一场,发了条微博:“一个人在外面,很落寞,痛苦的心情没有人能够理解。” 在方舱备考 齐澜和妈妈平时租房住在学校附近,1月19日放寒假,她搬到了外公、外婆家里,打算陪两位老人过春节。没几天,外公突发高烧,外婆还以为外公是伤风感冒。拖了几天,烧还是没退。外婆慌了,带外公去医院检查。第二天,结果出来了——核酸检查为阳性,外公确认感染了新冠肺炎。 家里进行了紧急消毒,用纯粮食酒、滴露消毒液擦拭每一个角落。本来,齐澜和外婆住在一个房间,但怕齐澜被感染,外婆搬去和外公住一屋,让齐澜自己住一屋。家里实行分餐制,外婆让齐澜没事不要走出自己的房门。过了几天,外婆也出现了腰疼、头晕、没力气、发烧的症状,一检查也感染了新冠肺炎。齐澜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,但妈妈还是建议她检查一下,结果,她也被传染了。 2月18日晚,武汉客厅方舱医院,患者们吃过晚饭后,或收看着正在热播的电视剧,或在护士的带领下跳起广场舞,或躺在床上刷着手机,在583号病床边,一位女孩则坐在小书桌旁,边看平板电脑,边在笔记本上书写着英文单词,一旁的桌面上摆满了备战高考的书籍资料。(长江日报社陈卓供图) 2月7日,齐澜带着一箱书、两身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,坐上了一辆专用的公交车。临走时,外婆交代她,一个人住要注意一点,避免交叉感染,碰到什么事情,要稍微忍耐一些。对于未知的生活,本来她有点恐惧,但坐上车,反而心安了一些。她特意数了数,车上共有20个人。 次日凌晨两点,齐澜到达了东西湖方舱医院。那天是元宵节。她正式开始在方舱学习。她把床旁边的桌子横过来,坐在床上,趴在桌子上上网课。除了必要的治疗,她的学习时间还是和班上的同学保持一致。 方舱有时候比较吵,齐澜上网课时,经常听到有人跳广场舞、组织一些活动。她只好戴着蓝牙耳机,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网课上。她一直在寻找一台打印机,自从上网课后,老师都会把学习资料、布置的作业发到网上。对着屏幕写作业,不能在纸上勾画,让齐澜很不能适应。但她找遍了方舱的打印机,发现它们都没有联网。 网上上课是突然通知的。 诚子的学校1月20日放寒假,她们原计划是放一周多一点,但1月29日,学校突然通知2月1日开始网上上课,这让她和同学们都很慌,因为书都落在了学校里。 放假前,诚子只带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和一本地理课本回家。虽然学校把一些资料和两个笔记本寄给了诚子,但诚子还是觉得不够用,“如果允许,我很想把自己的整张桌子搬回来”。一些同学还在讨论能不能翻墙,去学校拿书。诚子的双眼近视,一个300多度,一个400多度,每天盯着屏幕,眼睛感觉都要爆炸了。尤其是考试时,诚子觉得用电脑看试卷,她就是一个“漏斗”,一边看一边忘。 爸妈本来想在京东上给她买一台打印机,但是找的商家不是缺货,就是不送货。最后,还是爸爸骑着电瓶车去单位拿了一台。 “家长削尖脑袋都要弄一台打印机”,武汉市民王国军说,他儿子是湖北省武汉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,这是一所省重点高中。封城后,王国军托朋友才搞到一台打印机。另一位武汉市民涂姐的女儿是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学生,她下单比较早,2月4日就在网上买了一台打印机,一周左右收到了货。 2月18日晚,武汉客厅方舱医院,护士正在给坚持学习的高考女孩黄玉婷测量体温和血氧。(长江日报社陈卓供图) 3月9日,齐澜离开隔离点,回到家中。她想在网上买一台打印机,但一查要1000多块,就放弃了,因为妈妈有段时间没有经济来源了。她决定手抄,扛过这段时间。 韩松也没有打印机,她只能把老师的ppt都抄下来。抄笔记时,她尽量用碳笔,而不用中性笔,因为画室不缺碳笔,而中性笔如今却很紧缺。她也没有电脑,只能用手机学习。但手机的内存只有32G,经常听着听着课,就卡屏了。她的地理不好,最近一直想买一本地理资料,但问了好多家,对方都回复“不发武汉”。 从封城之后,韩松就觉得很压抑。为了复习,她今年春节原本就打算和一个同学一起在武汉过年。但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上午,这位同学却被她爸爸开车接走了。韩松特别难受,也很想回家,可当时她已经来不及离开了。本来四个人的寝室,只剩下她一个。 大年三十,画室食堂的大屏幕正在放电影《传染病》,她打了一份饭,一边看,一边吃。虽然没人陪,但听见声音,让她不那么害怕。 “不要以为有疫情,高考就不会来” “今天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?”“不记得了。”诚子回答。 在家里复习后,她开始对高考的时间变得不再敏感。这在一个多月前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教室黑板旁就有一个小板,上面写着高考倒计时。墙上拉着两短一长三条条幅。条幅还是作为英语课代表的诚子亲手拉的,但现在她已经记不起上面的内容了。 一进教室,就能看到一张很大的成绩表,上面公布着每次月考班级前五名的成绩。这次谁在上面,谁滑下去了,一目了然。在这种氛围下,人不能不紧张。但回到家,这根弦却松了。 刚推迟开学时,不少人还挺开心。武钢三中的高三老师尹璐清楚地记得,放假时,她还看到一个学生发了一条朋友圈,说愿意“牺牲”自己的大长腿,来换学校晚一点开学。 原本以为过几天就会开学,没想到假期越拖越长。从1月21日放假以来,王学之再没出过门了,他是武汉一所市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。他记得很清楚,1月21日,晚自习是历史课,全校的老师都被叫去开会了,回来后,就通知临时放假。大家都很激动,根本无心上课。放学后,一个同学递给王学之几个口罩,他们一起戴着回家,路上还讨论这次疫情有多严重。 一转眼,这么多天过去了。刚开网课一周多,王学之觉得自己有点学不动了。在用钉钉上课之前,他们曾用过一段时间的微信。历史老师50多岁,很敬业,每次都会用很长的语音方阵。“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”他很焦虑,每天都在跟朋友哭诉,“什么时候能够出门?” 他过了一段很放纵自我的生活,每天中午12点钟起,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,疯狂地打电脑游戏,这可以让他脱离现实一段时间。有时候,她晚上打游戏比较激动,喊叫的声音比较大。爸妈过来提醒他“声音小一点,别让邻居投诉了”。 19岁的新冠肺炎患者付巧在武昌方舱医院留言墙上画的一幅画。画的名字叫“梦开始的教室”。(新华社图) 尹璐发现在倒计时一百零几天时,大家的状态都不是很好,效率变低了不少。有的学生在学校时,四五十分钟可以完成一篇作业,但是在家里,一个多小时才能写完。“学生之间很喜欢聊天,现在做作业又需要手机、电脑,所以更容易受到诱惑。”尹璐说。 诚子感觉以前上课特别有实感,一节课上完之后,能感觉到自己脑子里留下了东西。现在,上网课,注意力不太好集中,看着看着电脑,眼神就会飘。文科有很多知识点需要背,但她总觉得在家里读书好尴尬,很难张开嘴。“武汉什么时候才能开学啊,高三学生真的心很慌”,3月1日,诚子发了一条微博,里面配了9个“失望”的表情,此时离高考还有98天。 高考倒计时100天之后,“慌”的情绪在高三学生中蔓延。“不要以为有疫情,高考就不会来”,每次上课前五分钟点名时,诚子的班主任都会这样提醒学生们。诚子的桌子上,立了几张她喜欢的音乐剧演员高杨的卡片,还有一张小卡片,上面写着“高三啦”,每当她懈怠了,她就抬头看看,给自己紧紧这根弦。 齐澜的朋友圈封面上写着“华中师范大学”,这是她高考倒计时100天那天换上的。每当她想刷朋友圈,找人聊天时,这张图就提醒她“别刷了”。 韩松现在觉得压力非常大。她想考湖北美术学院,这个学校本应在2月22日就结束专业考试,但由于疫情,学校的考试时间还待定。本来,她可以一心只准备文化课,如今却不得不两手抓。韩松是理转文过来的,文综基础本来就薄弱。 尹璐的学校举行了一个简单的“百日誓师”,每科老师给学生们讲几句话,她告诉同学们“没有绝望处境,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”。 尹璐觉得学生现在很需要鼓励的话,特别是女生比较多的班级。“可能是社会各方面的因素,使得女生自我要求比较高。因为这种高要求,反而容易产生一些挫败感,不够自信。男生在我们看来,有时有点傻乎乎的,反而很容易自信,高看自己,觉得自己状态特别好,特别牛。”他们学校现在会弄一些科目测试,很多女孩连续考得不好,觉得很崩溃。 尹璐认为,平时自觉性比较强的人,高考中,可能能够脱颖而出;以前靠那种压迫式学习的人,很有可能最后的表现与预期会相差甚远。学校对每个班都有升学的指标,班主任会把指标的压力分摊到任课老师头上。 尹璐现在很担心学生们的成绩,升学压力还是其次,主要是结果不好,自己心里也觉得愧对学生,包括产生自我怀疑,“是不是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能力有限?” “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” 王国军儿子的学校邀请家长来担当“网管”,一起进入上课群,看哪个学生没来上课,谁中途掉线了,及时地和班主任沟通。在家里上学,学校想发动家长来监督孩子的学习。 刚上网课时,王国军会到儿子房间里,看看他的学习情况,“基本上是在上课,偶尔也有开小差的时候”。他看到后,就会稍微提醒一下。过几天,他再去儿子房间时,发现门已经被反锁了,“不让我们看了”。 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对立情绪,在这段时间更加凸显。晚自习时,除了老师讲解以外,学校要求学生把手机和电脑都交给家长,但这个事情在王国军家几乎没有实现过。“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控制自己,实际上控制不了”,但在这个节点,王国军不愿意激化矛盾,怕儿子“撂挑子不干了”。 2月29日,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治愈出院患者隔离点内,一名治愈出院患者在隔离点上网课。(中新社图) 王国军1996年来到武汉上大学,毕业后留在这里成家立业。他和妻子都是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,因此很看重高考对人生的影响,“高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一生”。之前,他觉得儿子好好学,还是很有希望冲一个“985”高校的,“但是现在疫情耽误这么长时间……”他没再往下说。 王学之的房门也一直是反锁的,他很希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吃饭时,爸妈会来敲门喊他。他动都不动,只隔空应一声“别叫了,我想吃就出来”。“吃饭”,爸妈的敲门声又传来。“不想吃”,他大声喊,爸妈还是会继续喊。“他们像听不懂我说话”,他感到很烦。 自从封城之后,他的父母也一直没工作。在王学之看来,他们每天就是在做饭,一天做五六顿。空下来,王学之也会走出屋,和他们聊天,但说着说着,他就会情绪激动。父母经常会把自己在教育新闻上看到的一些学习方法传输给他,他很不爱听。 王学之家所在的社区有人感染后,每天都能听到大喇叭用武汉话喊,“非防疫工作人员或者就医不得外出,遛狗的、想跑步的、闲逛的,都蹲在家里别出门”。 玩游戏时,王学之很快乐,但他觉得这只能让他暂时麻痹。在家里这么久,他觉得最开心的一天,就是大家一起喊“武汉加油”的那天。他没开窗,但连马路对面小区的声音,都能听得很清楚,他觉得武汉人挺会苦中作乐。他很想念学校附近早餐店里的豆皮、汤粉、牛肉面、牛肉粉、油条……他已经很久没正经“过早”。 打了10多天游戏,距离高考还有100天时,王学之翻了一位已经考入中国传媒大学的朋友的社交动态,突然清醒了一下,“万一把成绩玩没了怎么办?” 他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,又感到时间好紧张。寒假前的最后一次月考,王学之考了570分,班级排名第一,年级第二。他在打游戏的群里,发了一句“兄弟们,我要学习了”。王学之的数学不好,他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,8点开始做数学题,做一整天。他执行自己的复习计划,偶尔会去围观下网课。 3月9日之后,全市模拟考的成绩陆续出来了。王学之因为晚上失眠,睡觉睡过头,错过了语文考试。有一天半夜11点多,他发了一条朋友圈“想考600分”。过了几天,他又发了一条“焦虑发愁”,后面加了5个“啊”。 齐澜因为做CT和核酸检查,没有完整地完成语文、数学、文综的考试,这次的总成绩并不是很理想。但她觉得分数并不是那么重要,“我主要是想通过这次考试找一些问题”。她调整了新的复习计划,日后,有针对性地对各学科薄弱的地方进行知识巩固,“短时间内实在没办法有很大提升的地方只能选择放弃,我只需要得到我该得到的分就够了,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”。 2018年起,湖北省采用“3+2+1”的选科模式,高中不再文理分科。2021年便是“新高考”第一年,这意味着,今年的考生成绩不理想,明年也很难再复读。 人生第一次大考 感染后,齐澜只把消息告诉了班主任,其他老师对此一无所知。直到有一天,她在方舱上网课的视频,被一位警察拍了,传到了网上,大家才都知道。班主任告诉她,很多老师听说后,都哭了,觉得她特别坚强,每天看她照常交作业、上网课的样子,一点都看不出她生病了。 并不是没有情绪崩溃的时刻。 最初,只有外公感染时,外婆每天都陪着外公去医院打针。晚上9点出门,第二天早上回来。每天晚上,一听到开门的声音,齐澜就知道家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她很害怕,但心里觉得还有外婆这个倚靠。后来,连外婆也确诊后,她整个人就有点绷不住了。 一天晚上,外公外婆都去打针后,她给妈妈打电话大哭。她觉得自己特别没用,两个老人都生病了,自己却帮不上什么忙。外婆怕她感染,不让她动手。看着外婆强撑着去洗碗、做饭,她就特别心疼。 进方舱的第五天,齐澜又哭了一次。当时她的核酸检测结果依然是阳性,妈妈又打电话过来说,外公外婆还没找到医院,病情还恶化了,再加上学习上的事情,一桩桩堆在一起,她整个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她偷偷跑到图书角,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。 一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向齐澜走了过来,他的防护服上面写着“警察”:“怎么了?”齐澜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哭,说“自己想静一下”,让这位警察离开。但对方并没有走,而是搬了一个板凳坐在了她身旁。 事后,齐澜才知道,方舱的工作人员是要跟确诊患者保持一定距离的。但这个警察一直劝她,说:“别怕,有我在,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,我一直都在。”这句话让齐澜感受到特别强大的安全感,她像泄了阀一样,把压在心里的烦闷都说了出来。倾诉完之后,她觉得自己舒服了一点。 韩松也哭过一次。2月2日凌晨,她接到爸爸发来的微信说,外公去世了。她立刻发了视频过去,接通后,不说话,爸爸只听到她的哭声。韩松无人倾诉,发了一条QQ空间。有很多人点赞,这让她心烦。她把说说删了,改发了一条微博。微博没有人认识她,她可以痛快发泄。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些安慰。在诚子书桌的小角落里,一堆辅导资料后面,有一排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的小说。她害怕自己忍不住看,故意藏在了最里面。但每次学习累的时候,她会让自己看一个小时。这是她在压抑、紧张的高三生活中,为自己保留的一片小天地。 到了高三,一切都要为高考让步。在诚子的班上,每个人座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,包括男生。在学校时,第二节课下课后要跑操了,女生们先拿出口红偷偷涂一下,再走出教室时,每个人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真漂亮。 前几天,诚子和姐妹一起在网上抢了一个眼影盘,物流不发武汉,她填了一个广东朋友的地址,等解禁后,这位朋友回武汉时就可以把眼影盘捎给她。可到底什么时候用上?诚子心里也没谱。 涂姐觉得比起他们70后,现在的孩子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,“环境可能还要比我们还要艰难一些”。 涂姐的女儿一直想学生物专业,以后做基因检测研究方面的工作。高二时,外婆得了癌症,涂姐的女儿就产生了日后从事生命科学相关工作的想法。 本来,涂姐觉得女孩子做这个太辛苦,并不是太希望女儿往这个方向走,但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,她更加坚定地要支持女儿。“在不确定性很多的情况下,还是让孩子做一些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这样的话,可能更有利于她成长,有利于她有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未知的将来。”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愿望,齐澜想成为一名老师,因为老师和医生一样,都可以“燃烧自己照亮别人”,她也想当别人人生中的指路人;韩松想学动漫设计或者视觉传达,平时可以接些小稿,过过自己想过的生活……实现这些理想的第一步就是眼前的高考。 3月9日,齐澜回到了外公外婆家,但家中只有她一个人——在她进方舱几天后,外公外婆终于找到了医院,目前仍在接受治疗,她也依然不敢让妈妈过来,害怕传染给妈妈。她独自在这里准备迎接人生的第一次大考。(齐澜、韩松、尹璐为化名,实习生王李蕾对本文亦有贡献) 更多精彩文章·封面故事 一千万分之六的备考故事 一场2亿多人的网络实验 本刊记者 左璐 陈光/文 “林晨的英语老师在西班牙,上课时间都是当地的凌晨三点,数学老师在印度,时区差两个小时,上课时大家总能听见屏幕那端的鸡鸣。 ” 家庭里的手机战争 特约撰稿 李幸/文 “手机里,游戏、短视频、小说,建构了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娱乐世界,亦有教育机构,搭建了网上学习平台。但娱乐与学习交锋的过程中,前者常能占据上峰。” 好了,文章读完了。如果觉得不错,记得分享到朋友圈哦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。 祝福所有高考生↓↓↓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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